如果让我现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迷失了人的本性，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其实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物质与权力的困扰是不存在的。

——徐凯文

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疯狂的人，

我在监狱研究的经历让我见过世俗定义上最恶的人；

这些经历都让我觉得，疯癫或文明、罪恶或善良，这种一般划定可能太过简单了……

而心理学给我最美好的东西是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洞察，无论是善、恶，还是健康、疾病。

身为中国人的文化语境让我有着更深刻的理解，理解后有包容，包容然后有力量！

 ·  01  ·

恶，并非因为强大

我做反社会人格障碍研究，他们（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罪恶的人了。

但是我对恶的看法包括对他们的研究，让我觉得人有恶是因为他软弱、自卑，而不是因为强大。

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那些创伤、自卑和软弱的部分的话，人们没有那么多的攻击性。

我的博士论文是在监狱里做的，研究“反社会人格障碍”课题。

反社会人格障碍，简单来说就是没人性。

比如，我现在给你一把刀，让你去捅人，你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实际上你是下不了手的，对吧？

因为你捅了人，他痛苦、他流血，你自己也会害怕、痛苦。

让你下不了手的原因是什么？是你的共情能力。

我不需要亲自动手就单单想这些事情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性。

那反社会是什么呢？

反社会就是他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这种内疚、痛苦、不忍心，反而感觉很爽。

我当时在北京10所监狱里面调查3000多个犯人，从3000多个犯人当中最后选出来三十几个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而且是程度最严重的，给他们做心理矫治。

当时有一个犯人，一看就符合一般罪犯的“样子”：五大三粗，文化很低，攻击性特别强。

他第一句话就跟我吹嘘：“我抢劫只被抓到过6次，判了22年，但实际上我抢了200多次。”

他在炫耀他的罪行，他还告诉他是怎么抢劫的---他骑车在二环上兜风，如果他觉得今天不爽，只要看到路上行人，不管男女老幼他就把车停下来，从后上去一脚把人踹倒。

被踹倒以后，人家一看他孔武有力，看到他手里拿着刀，谁敢反抗？

但是他不急着抢劫，他告诉我：“我一定要先把他们狠狠地揍一顿，打得皮开肉绽，满脸是血，我看到血才舒服。”

他喜欢听人哀嚎，然后再把钱包抢走，去抢第二个。他靠这个刺激来满足自己暴虐的状态。

这就是典型的反社会，反社会的核心不是他有犯罪行为，而是他要故意造成陌生人的痛苦。

2009年年初的时候，我回北京过年，住在九华山庄。

大年初一早晨，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用固定电话打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监狱里手机是不能带进去的。

我要在监狱里打电话都打不了，得到监狱外面打。所以我接到他的电话第一反应是：他不会是越狱了吧？大年初一越狱？！这么危险的犯人？！

但是他马上给我解释说这是监狱里的人性化管理，大年初一可以有五分钟时间给家里人打亲情电话，他说他爸妈的电话都没打先给我打电话了，想给我拜年。

的确，在两个月里他和我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后来，他送了我一个特别的礼物，自己做的：木头雕的骷髅，骷髅里面拿一根红绳穿过去，它那个眼睛的空洞里面是红色的，看上去特别狰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叫投射，投射出心里的恶。骷髅木雕翻过来看，背面是平的，是一个佛字，是刻上去的。

 一件特殊的礼物------一个背面刻着"佛"字的木雕骷髅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觉得我从来没跟他谈论善恶的话题，我只让他想想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方的想法是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善恶是什么，他也想做好人，但是不知道怎样做才是对的，怎么才是错的。

 ·  02  ·

善与中国文化语境

西方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比较多地关注人性恶的一面，或者说有病的那一面，但是其实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人性并不是这样。

我会想起《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他们背后都有自己悲惨的故事，但他们内心当中善良还是有的。

在研究期间，我们把三十几个犯人组织起来做干预；这三十几个犯人是从3000个暴力罪犯当中选出来的最暴力和最没有共情能力的。

有些人犯罪是因为谋生，有些人犯罪是为了混口饭吃，但都是以伤害别人为乐的。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做团体干预，在“破冰”的环节，我们用了最简单、常用的方式，就是自我介绍，然后写下自己三个优点。

让监狱里的犯人来说自己的优点是特别难的事情，他们真的说不出自己有什么优点——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人否定的。

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犯人竟然都写下了共同的优点，第一条大家可能想得到——仗义，第二个共同优点真让人想不到——孝顺。

他们闯那么大祸，杀人越货，父母都被人戳脊梁骨，小脚老太太要坐很远的公交车跑到荒郊野外来看他们，但他们还是都觉得自己孝顺。

我觉得，这至少说明他们希望自己是孝顺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孝顺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不是说明人本质上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呢？

哪怕是最极端的人，也留存着与我们相同的品质与共鸣。

这就是东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西方心理学还是认为人性是恶的，尤其像弗洛伊德的理论。

弗洛伊德的晚年，亲人遭遇战争和死亡，当时希特勒很快就要吞并奥地利，作为犹太人在劫难逃，最后他是在一位希腊公主的帮助下逃亡到英国，他有五个姐妹，四个进了奥斯维辛并死在那里。

中国圣贤讲人性是什么呢？无论是最早的尧舜的十六字心传，还是儒家讲的“在明明德”，讲仁，或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但西方的观点认为道德是后天教化的结果，比如说弗洛伊德说的“超我”，一般来说“超我”的原则在中国翻译过来就是“道德或良知”的原则。

他认为先是本我产生，然后再产生自我，自我遵循社会规则后产生超我。

但是他没法解释的就是这些社会规则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讲道德。

而中国文化一直认为“良知”用王阳明的话来讲它是不学而知的，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人的天性。

所以如果让我现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出现心理困扰，我会觉得是因为我们迷失了人的本性。

我们以为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和幸福，然后去拼命追求那些快乐，无论是物质也好，还是权力也好，如果回到人本真的状态，那些困扰是不存在的。

一定程度上来讲，现代人的焦虑、困惑、愤怒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文化和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大，林建华校长到我们中心来调查的时候也说要改造北大校园环境，让这个环境使人更快乐和幸福。

王阳明提出“良知”是人的本性

 ·  03  ·

西方模式解决不了心理问题

美国人精神疾病的总体患病率是多少? 26.4%,全球第一位。

强调美国式的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其实没有给人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幸福。

人不仅仅是自己，人的社会角色没有那么简单。

西方心理学一直在强调个人自由、个人选择，但是往这个方向走，病会越治越多。

我认为，现在的很多心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模式的滥用, 特别是美国文化有关系。

我在近几年接触的年轻来访者中，越来越多出现“空心病”的状态；而近年来又有新的“丧”文化：垂头丧气的丧，沮丧的丧。

这种“丧”并不是青春期的迷茫、无病呻吟，而成为了一种病态文化：动不动就说要自杀，动不动就说活着没意思。

再极端一点的就是蓝鲸游戏——自杀游戏, 很大程度上它就是文化现象。

在自由主义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很多西方文化其实是有问题的。

多伦多大学一位教授跟我讨论，他说发现中国学生的问题跟他们的很不一样，他说中国学生中很少有吸毒、酒精滥用的个案，而这在西方大学非常普遍。

但是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苗头了,已经有少量个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如果不去干预的话可能就真的就成为一种风气文化，那就会特别糟糕。

丧文化也是如此。

自由主义作为现在普遍流行的西方价值观，并非不好，但是不见得对心理健康有利。

心理咨询中很多问题跟一些本质的问题有关，我也一直在探索这些心理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心理治疗在西方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产生了临床心理学、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这个时代的背景是什么呢?

两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的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被大大削弱了, 人类更多觉得自己挺牛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很多。

尼采说“上帝已死”，实际上就是说宗教对西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被削弱以后, 上帝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位置弱化了，甚至被取代了。

东方的佛教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

在我看来，尤其像佛教这样的更本土化，世俗化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告诉你怎么生活, 告诉你前世今生，告诉你人的一生是怎么样子的，告诉你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精神世界所有的困扰我可以从宗教中去找一个答案，比如说《圣经》。

但是当你都不信了，这根向上求索的途径被切断后，要怎么解决这些困扰呢?

尼采说“超人”,就是你要有超个人的意志，自己解决所有问题，这是后面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的哲学基础。

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超人”的,不能“超人”的人就容易陷入迷茫，失去共同意义、价值感的支撑——“我为何而活,我如何活,意义何在,出路何在,我到哪儿去寻找答案?”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天性由“性驱力”（力比多）构成有些心理疾病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患空心病的很多都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他没有任何一点生活中严格意义上的挫折、压力。

但他就要找寻这个答案, 就是我为什么要活下去？我为什么要做那些题？我那么聪明、成绩全校第一，又怎样呢?

空心病如果到精神科医院就诊,一定会被作为抑郁症进行诊疗,但问题是药物对此是无效的。

作为精神科医生,我们有个杀手锏,就是任何抑郁症患者如果用电抽搐治疗,他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

但是电抽搐治疗对空心病没用。

他们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从小都是最好的学生、最乖的学生,他们也特别需要别人的称许,但是他们有强烈的自杀意念,或者说，不是他们想自杀，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和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

90多岁的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曾在演讲中说，自己在二三十岁时被通知去北京出差, 然后就再也没回过家，30年没有跟家人联系。

家人都觉得他是不孝之子,因为不管工作再怎么忙,也应该回家看看；但他不能回去,因为他的工作要保密。

他有巨大的国家使命感和非常强烈的意义感价值感。

这个领域西方心理学几乎不去探索, 但我觉得特别重要。

我举个例子,你们知道在监狱里惩罚人最严重的方式是什么吗?

不是不让睡觉——不让睡觉是虐待,是违规的——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关“小黑屋”。

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有灯，厕所，洗手池，但就是没有人跟他说话，也没有广播，电视，报纸，就干坐着。

再强悍的犯人,最多两个礼拜就崩溃了。

但是，诸如江姐、曼德拉、圣雄甘地,他们都有相当长时间的被单独监禁的经历,但他们的精神没有垮、没有颓废与沮丧。

因为他们有信念!

他们知道自己在为人类受难,他们已经将自己融化到整个人类中去。

其实我们在做一件对的和有意义的事情时心里是知道的, 这种知道是与生俱来的,帮助别人也是人的本能。

中国人的传统里有宗族的联系、情感的联系和精神的联系，很多人可以慷慨赴死就是为了家族的延存。

一直以来，家国信念是中国人很大的力量，约束人也支撑人。

整个社会对这种行为赋予很高的意义，为集体牺牲个人是一件非常被崇尚的事情，这是一种文化。

今天, 我们并不是要继续推崇个人牺牲，完全集体主义把个人都吞噬掉也是有问题的，我想强调的是纯粹的自由和个体主义会让我们失去群体的心理支持。

将我们个体融化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与群体的联系中获得社会重要性和意义感，是实现幸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尤其是中国人，家的纽带关系从来没有真正断裂过。比如说，对一个丈夫和父亲来说，他能够养家、照顾子女并给家人带来好的生活，这是非常值得自我肯定的。

如果他谁都不管，只满足自己的需要，最后发现自己的需要他都满足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所以我觉得纯粹自由，个体化实际上会带来很大的心理健康问题。

人不仅仅是自己，人的社会角色没有那么简单。

我现在职业生涯赛程过半，应该还有20年就差不多退休了。

我接下来20年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中国心理学，因为中国有很多对人性有着更深洞察的智慧。

身为一个中国人，我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去探索可能的心理之路。